“我想要……”他開口，身子又是一縮，把手按在喉嚨上，似乎要清除掉哽住他嗓音的東西。
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緊緊綁着的醫用繃帶上。
“我想要回原來的生活。
”他喘息說。

　　“哦，索拉博。
”

　　“我想要爸爸和親愛的媽媽，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爺在花園玩，我想要回到我們的房子生活。
”他用前臂蓋住雙眼，“我想要回原來的生活。
”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該看哪裡，所以我望着自己雙手。
你原來的生活，我想，也是我原來的生活。
我在同一個院子玩耍。
我住在同一座房子。
可是那些草已經死了，我們家房子的車道上停着陌生人的吉普車，油污滴滿柏油地面。
我們原來的生活不見了，索拉博，原來那些人要麼死了，要麼正在死去。
現在隻剩下你和我了。
隻剩下你和我。

　　“我沒辦法給你。
”我說。

　　“我希望你沒有……”

　　“請别那麼說。
”

　　“……希望你沒有……我希望你讓我留在水裡。
”

　　“别再那麼說了，索拉博。
”我說，身子前傾，“我無法忍受再聽見你那麼說。
”我碰他的肩膀，他縮身抽開。
我放下手，凄涼地想起我在對他食言之前的最後幾天，他終于能夠自在地接受我的觸碰。
“索拉博，我沒辦法把你原來的生活給你，我希望真主給我這樣的力量。
但我可以帶你走。
當時我走向浴室，就是要告訴你這個。
你有前往美國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簽證了。
真的。
我保證。
”

　　他從鼻子歎出氣，閉上眼睛。
我要是沒有說出最後三個字就好了。
“你知道嗎，我這一輩子做過很多後悔的事情，”我說，“也許最後悔的事情是對你出爾反爾。
但那再也不會發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對不起你。
我乞求你的原諒。
你能做到嗎？
你能原諒我嗎？
你能相信我嗎？
”我降低聲音，“你會跟我一起走嗎？
”

　　等待他回答的時候，我腦裡一閃，思緒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個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櫻桃樹下的雪地上。
那天我跟哈桑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取笑他，問他願不願意吃泥巴證明對我的忠誠。
而如今，我是那個被考驗的人，那個需要證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
我罪有應得。

　　索拉博翻過身，背朝我。
很久很久，他一語不發。
接着，就在我以為他也許昏昏睡去的時候，他嘶啞地說：“我很累很累。
”

　　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
我和索拉博之間有些東西不見了。
直到和奧馬爾・費薩爾律師碰面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樣走進索拉博的眼睛。
現在那光芒不見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懷疑他是否有膽量回來。
我尋思要再過多久才能見到索拉博的微笑，再過多久才會信任我，倘若他會的話。

　　于是我離開病房，走出去尋找别的旅館，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再次聽到索拉博說話，已經是一年之後的事情。

　　結局，索拉博從來沒有接受我的邀請。
他也沒有拒絕。
當繃帶拆開，脫去病服，他隻是又一個無家可歸的哈紮拉孤兒。
他能有什麼選擇呢？
他能去哪兒呢？
所以我當他同意了，可是實際上，那更像是無言的屈服；與其說是同意，毋甯說是由于他心灰意懶、懷疑一切而來的任人擺布。
他渴望的是他原來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國。
從方方面面看來，這并不能說是什麼凄慘的命運，可是我不能這麼告訴他。
倘使惡魔仍在你腦中徘徊萦繞，前程又從何談起呢？

　　于是就這樣，一個星期之後，穿過一片溫暖的黑色停機坪，我把哈桑的兒子從阿富汗帶到美國，讓他飛離那業已過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來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興許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裡蒙特一間賣錄像帶的商店。
我站在西片區之前，身邊有個家夥拿着便利店的紙杯，邊喝可樂邊指着《七俠蕩寇志》，問我有沒有看過。
“看過，看了十三次。
”我說，“查爾斯・勃朗森在裡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羅伯特・華恩也死了。
”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樣。
“太謝謝你啦，老兄。
”他說，搖頭咕哝着走開了。
那時我才明白，在美國，你不能透露電影的結局，要不然你會被譴責，還得為糟蹋了結局的罪行緻上萬分歉意。

　　在阿富汗，結局才是最重要的。
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電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裡、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種遠房親戚在那座房子進進出出――想知道的隻有這些：電影裡面那個姑娘找到幸福了嗎？
電影裡面那個家夥勝利地實現了他的夢想嗎？
還是失敗了，郁郁而終？

　　他們想知道的是結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問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結局是否圓滿，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有人能回答嗎？

　　畢竟，生活并非印度電影。
阿富汗人總喜歡說：生活總會繼續。
他們不關心開始或結束、成功或失敗、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隻顧像遊牧部落那樣風塵仆仆地緩慢前進。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個問題。
盡管上個星期天出現了小小的奇迹。
7個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個溫暖的日子，我們回到家裡。
索拉雅到機場接我們。
我從未離開這麼長時間，當她雙臂環住我脖子的時候，我聞到她頭發上的蘋果香味，意識到我有多麼想念她。
“你仍是我的雅爾達的朝陽。
”我低聲說。

　　“什麼？
”

　　“沒什麼。
”我親吻她的耳朵。

　　随後，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樣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對他說：“你好，親愛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們大家一直在等你。
”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淚水的模樣，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宮沒有背叛主人，她該會是什麼樣的母親。

　　索拉博雙腳原地挪動，眼睛望向别處。

　　索拉雅已經把樓上的書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
她領他進去，他坐在床沿。
床單繡着風筝在靛藍的天空中飛翔的圖案。
她在衣櫥旁邊的牆上做了刻度尺，标記英尺和英寸，用來測量孩子日益長高的身材。
我看到床腳有個裝滿圖書的柳條籃子，一個玩具火車頭，還有一盒水彩筆。

　　索拉博穿着純白色襯衣，和我們離開之前我在伊斯蘭堡給他新買的斜紋粗棉褲，襯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畢現的瘦削肩膀上。
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龐仍是蒼白得沒有其他顔色。
現在他看着我們，神情冷淡，一如看着醫院那些整齊地擺放在他面前的裝着白米飯的盤子。

　　索拉雅問他喜不喜歡他的房間，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總是瞟向那些彎曲的粉紅傷痕。
索拉博低下頭，把手藏在大腿之間，什麼也沒說。
接着他自顧把頭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門口看着他，不消五分鐘，他就呼呼入睡。

　　我們回到床上，索拉雅頭靠着我的兇膛睡去。
在我們黑暗的房間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
清醒、孤獨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間。
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頭下面有東西突出。
我把它撿起來，發現是拉辛汗的寶麗萊照片，那張我們坐在費薩爾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給索拉博的照片，那張哈桑和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陽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個美好而有正義的地方的照片。
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裡拿着的這張照片翻來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張照片。
你爸爸是被拉扯成兩半的男人。
拉辛汗在信裡這麼說。
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會承認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覺間充當了父親疚恨的化身。
我看着哈桑，陽光打在他露出缺了兩個門牙的笑臉上。
爸爸的另一半，沒有名分、沒有特權的一半，那繼承了爸爸身上純潔高貴品質的一半，也許，在爸爸内心某處秘密的地方，這是他當成自己的真正兒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剛才發現的地方，接着意識到：剛才最後那個念頭居然沒有讓我心痛。
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門，心下尋思，是否寬恕就這樣萌生？
它并非随着神靈顯身的玄妙而來，而是痛苦在經過一番收拾之後，終于打點完畢，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

　　隔日，将軍和雅米拉阿姨前來一起用晚膳。
雅米拉阿姨頭發剪短了，也染得比過去更紅了，将一盤她買來當點心的杏仁糕遞給索拉雅。
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
親愛的索拉雅告訴我們你有多麼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親愛的索拉博。
”她遞給他一件藍色的圓翻領毛衣。
“我替你織了這個，”她說，“到下個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會合身的。
”

　　索拉博從她手裡接過毛衣。

　　“你好，小夥子。
”将軍隻說了這麼一句，雙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異裝飾。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關于我受傷的問題――我曾讓索拉雅告訴他們我被搶了――不斷向她保證，我沒有受到永久性的傷害，再過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拆線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飯了，也向她保證，是的，我會在傷疤上抹大黃汁和白糖，讓它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她媽媽收拾桌子的時候，将軍和我在客廳喝葡萄酒。
我跟他談起喀布爾和塔利班，他邊聽邊點頭，拐杖放在腿上。
當我說起我見到那個賣假腿的家夥時，他啧啧有聲。
我沒說到伽茲體育館的處決，也沒提及阿塞夫。
他問起拉辛汗，說曾在喀布爾見過他幾面，當我告訴他拉辛汗的病況時，他嚴肅地搖搖頭。
但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斷看向睡在沙發上的索拉博。
似乎我們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問題邊緣兜圈。

　　兜圈終于結束了。
用過晚飯之後，将軍放下他的叉子，問：“那麼，親愛的阿米爾，你是不是該告訴我們，你為什麼要帶這個男孩回來？
”

　　“親愛的伊克伯！
這是什麼問題？
”雅米拉阿姨說。

　　“你在忙着編織毛衣的時候，親愛的，我不得不應付鄰居對我們家的看法。
人們會有疑問。
他們會想知道為什麼有個哈紮拉男孩住在我女兒家。
我怎麼跟他們說？
”

　　索拉雅放下她的調羹，轉向她父親，“你可以告訴他們……”

　　“沒什麼，索拉雅。
”我說，拉起她的手，“沒什麼，将軍說得沒錯，人們會有疑問。
”

　　“阿米爾……”她說。

　　“沒關系，”我轉向将軍，“你知道嗎，将軍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
她給他生了個兒子，名字叫做哈桑。
現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發上那個男孩是哈桑的兒子。
他是我的侄兒。
要是有人發問，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
”

　　他們全都瞪着我。

　　“還有，将軍大人，”我說，“以後我在場的時候，請你永遠不要叫他‘哈紮拉男孩’。
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

　　大家默默吃完那頓飯。

　　如果說索拉博很安靜是錯誤的。
安靜是祥和，是平靜，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鈕。

　　沉默是把那個按鈕關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來自洞明世事之後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選擇了默默不語來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達抗議，而是對生活曾有過的黑暗忍氣吞聲地照單全收。

　　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人跟我們共同生活，而心跟我們一起的時候少得可憐。
有時候，在市場或者公園裡面，我注意到人們仿佛甚至沒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
我曾經從書本擡頭，發現索拉博也已走進房間，坐在我對面，而我毫無察覺。
他走路的樣子似乎害怕留下腳印，移動的時候似乎不想攪起周圍的空氣。
多數時候，他選擇了睡覺。

　　索拉雅對索拉博的沉默也難以忍受。
在巴基斯坦的國際長途電話線上，我曾聽到索拉雅為索拉博準備的一切，遊泳課、足球、保齡球。
如今她走過索拉博的房間，投入的一瞥隻見到書原封不動地擺在柳條籃裡面，測量身高的标尺上沒有刻痕，拼圖依然散開，每一塊都讓人想起生活原本應該是另外一種樣子，讓人想起那個尚未盛放就已經凋謝的夢。
但她并不孤單，我對索拉博也曾有過夢想。

　　索拉博沉默的時候，世界風起雲湧。
上個九月的某個星期二早晨，雙子塔大樓轟然倒塌，一夜之間，世界改變了。
美國國旗突然出現在每個地方，在車水馬龍中前進的黃色出租車天線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擁擠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畫廊和臨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漢的污穢帽子上。
有一天我走過艾迪斯面前，她是個無家可歸的女人，每天在薩特街和斯托克頓街的十字路口彈奏手風琴，我見到在她腳下的手風琴盒子上也貼了美國國旗。

　　遭到襲擊之後不久，美國轟炸了阿富汗，北方聯盟乘機而進，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樣四處亡命。
突然間，人們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收銀，談着我童年生活過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馬紮裡沙裡夫。
我很小的時候，爸爸帶我和哈桑去昆都士。
關于那次旅程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隻記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歡樹的陰影下輪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賽誰能把瓜子吐得更遠些。
現在丹・拉德【DanRather（1931～），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TomBrokaw（1940～），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鐵的人都在談論昆都士的戰役，那裡是塔利班最後的陣地。
那年12月，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别克人和哈紮拉人齊集波恩，在聯合國觀察員的監督下，開始了一個也許有朝一日能夠終結他們祖國過去二十餘年來的苦難的進程。
哈米德・卡爾紮伊【HamidKarzai（1957～），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臨時政府總統，2004年當選阿富汗曆史上首位民選總統】的羊皮帽和綠色長袍變得衆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夢遊般地度過這段日子。

　　索拉雅和我開始參與到阿富汗的計劃中去，除了有心為故國略盡綿薄之外，也是因為需要某些東西――任何東西都好――來填補樓上的沉默，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
我過去從未如此熱心，但當有個名叫卡比爾的前阿富汗駐索非亞大使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幫助他進行一項醫療計劃，我答應了。
那個小醫院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有個小小的外科手術組，治療那些被地雷炸傷的阿富汗難民。
但由于缺乏資金，它倒閉了。
我成為那個計劃的主持人，索拉雅是我的副手。
我每天大部分時間在書房裡面，給遍布世界各地的人發電子郵件，申請基金，組織募捐活動，還告訴自己把索拉博帶到這兒是正确的事情。

　　那年除夕，我和索拉雅躺在沙發上，腿上蓋毛毯，看着迪克・克拉克【DickClark（1929～），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主持的電視節目。
當銀球抛落，彩紙将熒屏變成白色，人們歡呼親吻。
在我們家，新年的開始跟上一年的結束一樣，沉默無聲。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個陰冷的雨天，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迹。

　　我帶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參加弗裡蒙特伊麗莎白湖公園的阿富汗人聚會。
上個月，阿富汗終于征召将軍回去履任一個大臣的職位，他兩個星期前飛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裝和懷表。
雅米拉阿姨計劃等他安頓好之後，過一兩個月再去和他團聚。
她很想念他，也擔心他在那邊的健康狀況。
我們執意要她搬過來同住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