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還要求将領們顯貴而不驕傲，委以重任而不獨斷專行，危而不懼，每一個行動都像璧玉那樣不可污。
孫子指出，為将帥者有五種緻命的弱點：有勇無謀，隻知死拼，就可能被敵誘殺；臨陣畏怯，貪生怕死，就可能被敵俘虜；急躁易怒，一觸即發，就可能因被敵淩辱而妄動；潔身好名，過于自尊，就可能因被敵侮辱而失去理智；隻知“愛民”，就可能被敵煩擾而陷于被動。
這幾點是将帥易犯的過失，是用兵的災害。
軍隊的覆滅，将帥的被殺，都是由于這五種緻命弱點造成的，這是為将帥者不得不慎重考慮的。

　　為将帥者，必須正确處理與國君的關系。
孫子指出，将帥指揮作戰，受命于君，将帥征戰的目的，在于安國輔君，因此，對君主負責，是将帥的職責。

　　将帥受命之後，不能時時拘謹地機械固守君命，應該根據戰争實際進程有所權變。
要通曉九變的好處，有的道路不要通過，有的敵人不要攻擊，有的城邑不要占領，有的地方不要争奪，有的君命可以不執行。

　　在給将領講課的同時，孫子還直言不諱地告誡阖闾，國君可能贻害軍隊的有三種情況：不知軍隊之不可前進而命其前進，不知軍隊之不可後退而命其後退，是謂束縛軍隊；不知軍隊内部之事務而幹涉其行政者，則軍士迷惑；不知用兵之權謀而幹涉及指揮，将士必生疑慮。
三軍既惑且疑，諸侯必乘隙攻擊，災難至矣，是謂擾亂我軍而導緻敵軍勝利。

　　如何對待部下，如何對待士兵，是為将者要處理好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孫子強調了兩點，一是“愛兵”，二是“愚兵”。

　　孫子說，将帥對待士卒能像母親對待嬰兒一樣親愛，士卒就能跟随将帥赴湯蹈火；将帥對待士卒能像父親對待愛子一樣關懷體貼，士卒就可以與将帥同生死，共患難。
即使對愚魯和桀骜不馴的士卒，也要給予溫情，以愛心待之，決不能嫌棄和鄙視，也不可以剛禦實，正如兵法所言：“柔以克剛，弱以制強。
柔乃德也。
”愛兵包括着嚴格要求和正當使用，如果對士卒過分厚養和一味溺愛，而不能令使，違犯紀律也不能嚴肅處理，這樣的軍隊就會變成“驕子”，難以沖鋒陷陣。

　　“愚兵”是使士卒絕對服從，盲目服從。
孫子說，統率軍隊要沉着冷靜，幽深莫測，嚴肅認真而有條不紊。
蒙蔽士卒之耳目，使其對軍事計劃毫無所知；改變任務，變更計謀，令人不能識破；常變駐地，行軍迂回環繞，令人無法推測我行軍意圖。
将帥賦予軍隊的任務，如登高而去其梯，令其有進無回。
率部深入諸侯之地，要像擊發弩機，使箭一往無前；破釜沉舟，以示必死之決心；若驅群羊，驅之往，驅之來，令其莫知所之。

　　經過理論學習和再次軍事實習，吳軍中的各級指揮員，業已用《孫子兵法》武裝了頭腦，提高了軍事素質，增長了指揮才幹，孫子見了，暗自欣喜。
有道是耕耕耧耧下地看，好馬需到疆場上遛遛，孫子決定立即興師，鏟除掩餘、燭庸二餘孽，消滅鐘吾（今江蘇省宿遷縣北）與徐國（今安徽省苻離集），以試士卒的戰鬥力和将領們的指揮水平。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提起鏟除二餘孽，讨伐鐘吾與徐國，不消說吳之舉國上下，全軍内外，無不歡欣鼓舞，拍手稱快，但在兵力部署上卻産生了分歧。
孫子提議，封伍子胥為大将，伯嚭輔之，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北上伐徐與鐘吾。
伍子胥說：“徐與鐘吾，不堪一擊，殺雞焉用牛刀！
”

　　伯嚭說：“除掩餘與燭庸，若甕中捉鼈，元帥何須如此興師動衆！
”

　　夫概說：“徐與鐘吾皆小國，遣使往索逋（bū）臣，彼不敢不從，何須勞師襲遠！
”

　　徐與鐘吾乃楚之屬國，在今江蘇、安徽交界處，洪澤湖北面一帶，與吳接壤，它們均為小國，民窮兵少，與别國交戰，十有九敗，對此孫子了如指掌。
此番興師，看來矛頭指向徐與鐘吾，旨在讨伐逋臣，鏟除餘孽，斷楚之翅翼，實則與楚交戰。
孫子料到，吳師的聲勢如此浩大，掩餘與燭庸決不敢迎敵，必逃亡楚國。
楚将怎樣對待吳之叛臣，是收留還是驅逐呢？
會不會派精兵強将助掩餘、燭庸迎擊吳師，以報雞父之仇呢？
再說，楚見吳滅其二屬國，能坐視不問，袖手旁觀嗎？
須知楚國地方數千裡，周圍附庸十餘國，人民富庶，國力雄厚，戰備充足，子西、囊瓦、沈尹戌、武城黑、子必等皆有萬夫不擋之勇，且智将若天上繁星，豈可盲目樂觀，掉以輕心！
孫子正想借此機會，探水之深淺，以便将來伐楚不緻被淹。
孫子将自己的這些想法與用意言于吳王及衆文武，自然博得了衆口一詞的贊譽，于是擇吉日揮師北上。

　　果不出孫子所料，掩餘、燭庸獲悉吳以兵法大家孫武為元帥，伍子胥、伯嚭正統帥水陸大軍向徐與鐘吾進發，吓得魂飛魄散，匆匆相約降楚。
他們恐楚不受，重金賄賂楚之右尹囊瓦。
楚昭王讀了掩餘與燭庸的降書，似手捧刺猬，十分為難，忙與囊瓦商議如何對待吳之降将。
囊瓦故作慎重考慮，說道：“公子光殺王僚，篡權奪位，除慶忌，鞏固政權，為除後患，今又來讨伐掩餘與燭庸。
吳之逋臣為求生路而降，我無拒絕之理，且彼帶數萬兵丁，于我有利無害，何樂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