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就算是李世民，也無法揣測到夏鴻升所構想的有多麼長遠。
畢竟，就算是他如何的雄才大略，也無法知曉千年之後的事情。
大唐要想真的萬世永昌，除了自身的技術不斷更新，永葆世界最先進之外，其自身内部，也一定要有順勢的能力，才能應對住來自身體内部的種種沖擊，屹立不倒下去。
在夏鴻升的認知界限之内，倘若到了一千三百年之後的時間，這個世界上還有大唐的話，那麼大唐隻能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這是最為适合大唐的未來政體了。
蓋因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曆史的必然軌迹，也是社會各個方面發展之下的客觀必然結果。
大唐的帝制不會一直保存到那個時候。
隻有兩個結果。
要麼，盡滅于階級革命的洪流，大唐從此不複存在，成為一個新的民主制國家。
要麼，接受約束，同民主和資産階級相互妥協，成為名義上的君主。
否則，就算是大唐擁有着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最廣沃的土地，也仍舊會在自身内部的變革之中被撕扯的粉碎。
至于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之主義那畢竟還是構想，還未曾實現，更未曾被夏鴻升親眼所見。
就算是這更加先進之主義有了某種特色，那在夏鴻升所處的時代階段，也暫時隻是給資本主義披上了一層特色的外衣而已，并不真是那更加先進之主義。
所以，夏鴻升目光之所能及的最遠範疇，也就是給大唐典型下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促使資産階級崛起，促成帝王同資産階級的相互妥協，皇權與民主的相互妥協，最終使得大唐轉化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順應民主制的大勢，因而一直持續下去。
這是夏鴻升的大唐構想之中的最後一個環節，也是最終的結果。
這中間需要多少過度又多少鋪墊，是夏鴻升窮此一生可能也無法完成的。
但是夏鴻升可以将大唐的車輪，往這個方向上引去。
要想大唐最終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需要資産階級和君主的相互妥協。
而位于二者相互制衡，才能使二者免于流皿沖突和武裝革命，順利的過度。
因此，資産階級要先發展起來。
而君王卻也不能在資産階級面前徹底失勢。
所以夏鴻升要想辦法，促使大唐進入到這個狀态裡面去。
所以要先開商限，先使得資産階級出現。
但是資産階級的出現，卻又會威脅到帝王的統治。
在資産階級出現的初期，它是發展迅猛的，又是足夠弱小的，甚至于朝廷的一道旨意，就足以将其扼殺。
所以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初期，要使得帝王對他提不起來足夠高的警惕來，才能使其繼續發展下去。
否則，一旦在初期的時候，君王認為它的發展将要觸及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時候，那麼不管他有多大的好處，君王都會将其一舉抹殺。
而那個時候的資本主義萌芽，是斷然沒有能力來對抗一個集權的朝廷的。
所以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的發展，反而應當有所限制。
這種限制，使他可以放慢一些速度來，來迷惑君王，使君王認為它的發展在其可控之内，因而才不會去将其抹殺。
因而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初期，一些不傷害其發展，又限制其發展的政策，反而是它的保護傘。
這就是夏鴻升奏請制定商法的意義。
其實，李世民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是根本無解的。
官商勾結，狼狽為奸；亦或是權貴利用自己的權力，構建商業帝國，壟斷市場；甚至于大權貴就是與大商人，二者集于一身……這些都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法律有時候也隻能相當的無奈和無力。
蓋因“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
一旦有适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铤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的危險”。
但是，卻也并非是不可調和的。
隻要法律的内容不過度阻礙于商業的發展，剝奪商人的權利；隻要國家的力量仍舊大于商人極其聯盟的力量；隻要國家對于經濟的把控仍舊有效；隻要對遵從法律的商業行為的促進力度，和對違反法律的商業行為的執行力度都足夠大；那麼這些問題，其實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抑制的。
某特色更加先進之主義，在這方面其實做得就挺不錯了。
國有經濟控制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過多幹涉市場但是卻保持對市場的宏觀調控。
這是非常具有參考意義的做法。
而對于大唐來說，國有經濟，就是朝廷的經濟，就是朝廷的産業，通俗來說，就是“國有企業”。
還有一點要明确，朝廷的産業，絕不等同于皇室的産業。
那麼簡單來說，夏鴻升要制定出來的這部商法，要圍繞着幾個關鍵詞來進行。
開商。
打開對商業的種種限制，使商業獲得它應有的地位和權利及方便。
限商。
在保證商業發展不受到戕害的前提下，制定出限制措施來，以免商業的發展失控，造成大量的不良結果，而将商業的發展限制在一個積極卻又健康的彈性空間内。
國家把控經濟命脈。
若是由私人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就能控制國家，國家政權最終将成為某些私人的掌中玩物。
宏觀調控，規範市場。
自由市場存在其固有的無法避免的缺陷，因此需要國家在尊重市場調節的前提下進行，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
運用計劃、法規、政策、道德等手段，對經濟運行狀态和經濟關系進行幹預和調整，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宏觀發展軌道，及時糾正經濟運行中的偏離宏觀目标的傾向，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簡單一些，通俗點來講的話，做一個十分不正确不恰當的比喻，将李世民比作是後世的某個團體，然後套用它的一些政策規制，就容易理解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