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金”“扶桑銀”“扶桑銅”，這三樣對唐朝各個階層來說，都是咬住了不肯松嘴的肥肉。
内廷外朝通力合作，給予牛進達極大的支持，也正是因為有利可圖。
對閹人們而言，在給皇帝做家奴的同時，平壤宮修起來也能撈點外快。
不是所有閹人都能像敦煌宮那幫人碰上程處弼這種頂級奇葩，旱澇保豐收，隻要管好後勤，金山銀海滾滾而來。
能夠在平壤宮做個二道販子，就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美差。
現在牛進達一路趕鴨子一樣把扶桑小朝廷趕到了島東地區，陸續又在島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據點，連扶桑小朝廷早年在難波修建的“宮城”也被攻克，可以說已經初步有了建制的基礎。
隻是内廷外朝還在猶豫是羁縻統治還是直接建立州縣，成本太過高昂。
每年的投入不可忽視，而且“扶桑地”每年的台風，也算是讓唐軍領教了一下。
中央政府還沒有徹底下大決心，就在于财政上的壓力太大，連續多年的擴張，朝廷也是舉債度日。
而且諸如蕃地、草原、黑水、大室韋、昆侖海、劍南等地，都是純投入，想要看到利潤，最少也是五年以後的事情。
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區還要搞大建，工部和将作監已經迫不得已走上了技術追蹤的道路，每年從武漢挖人才入京，這筆投入，不比幹掉一個超級世家來得輕松。
因為不是說你掏錢之後，人才過來就能立刻産生效益。
僅僅是整合人事資源，解決内部人事内耗，就是一個極其消耗精力的事情。
一個進士科的科舉達人，根本沒可能服氣一個武漢土鼈站在他的頭上。
同樣的，在武漢寬松的環境下學習、工作，進入到朝廷慣有的體制之中，整個适應的過程，無疑是一場試煉。
絕大多數武漢官僚，都很難迅速轉變角色，往往會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擊穿，進而成為舊友體制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鑽研動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争權奪利的道路上。
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錢來擺平，每年的硬性開銷，在武漢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但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學費”，而且别無選擇。
所以，當民間勢力通過海上貿易顯露，進入到“扶桑地”之後，他們展現出來的财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為了唐朝鎮壓“扶桑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朝需要這些民間力量，同樣的，民間力量同樣需要官方的那張皮。
相互之間有了需求，于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現有的“扶桑地”資源分配格局。
舊年扶桑小朝廷曾經的京城之一“難波京”，如今就是民間巨頭們在“扶桑地”的大本營。
這裡有相當豐富的土地資源，還有不錯的海港，加上離伊予島又近，補給能力極強，鎮壓扶桑諸地“叛亂”的動員力也是極高。
“難波京”被攻占之後，因為整個地區就是個極為廣大的坡，唐朝民間武裝，就把這個地方稱作“大坡”。
一般到了築紫島或者伊予島之後，但凡港口妓院、賭場之中，都會有專門做跑路業務的掮客。
因為大多都是做兩島前往“大坡”的業務，所以這些掮客，在兩島諸多據點中，又被稱作“大坡客”。
時間一久，連唐軍上報給朝鮮道行軍總管府的正式軍報、公文中，也不再使用“難波”這個詞，而是“大坡”。
近兩年遼州、徐州兩個民間集團看上去是要争奪和泉山南，實際上是為了争奪“大坡”往東的貿易通道。
兩個民間集團在“大坡”做不了主，頭上還有經營據點的唐軍，所以想要有話語權，掌握“交通要道”也就成了必然。
畢竟說到底，不管遼州也好，徐州也罷，他們在遠海運輸上是沒有優勢的，兩家都嚴重依賴外部勢力。
而“大坡”往東，沿着大陸架的海岸線，可以做近海運輸，這是兩家都能掌握，并且有相當經驗的。
老張對于遼州、徐州争奪什麼其實不感興趣，但總的來說，這種地方勢力在外延伸，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實際可用勞動力會增加，舊地區的新生兒數量，也會每年穩步增長。
說白了，當徐州一部分的青壯以“冒險家”的形式離開鄉土之後，他們對本土資源的消耗就大大減少，也就足夠讓徐州或者遼州中下階層，有了更多的資源去養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樣的，當遼州或者徐州的“冒險家”前往“扶桑地”之後，整個過程從駐紮到掠奪到經營到積累，時間短一點都要三年。
三年時間，在沒有更加崇高理想來自我約束的情況下，想要讓這些牲口管住自己的褲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築紫島、伊予島兩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場的鋪面數量，可能也不會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于“扶桑地”的有識之士，也早早地進行了投機。
那些出身中土名門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們改頭換面的好機會。
相較原先扶桑諸國的“皿親政治”，唐朝哪怕是舊有體制，也早早地打破了這種權力繼承通過“皿親”的方式。
對“扶桑地”的中下階層來說，擁抱皇唐天朝，是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事情。
而且随着唐朝民間勢力進入“扶桑地”之後，唐朝中央政府對于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進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階層的成功投機。
大量擁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貴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協助皇唐臨時官僚來管理本土。
其表現形式，既有在奴隸貿易中充當幫兇，也有在遼州集團和徐州集團的激烈對抗中，充當鼎灰。
遼州人和徐州人其實在沖突中并沒有死傷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飽了赴死”的，大多都是這些土著貴族的“家臣”。
這些“家臣”，有點乞丐版“關隴軍頭”的意思，但随着兩大民間集團的劇烈沖突，已經迅速衰退，土著領主貴族此時承擔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縣那些掌握一定資源的豪強，離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到貞觀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遼州兩大利益集團終于要選擇坐下來談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土著貴族們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來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這對徐州、遼州兩大集團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雙方各自陣營中的盟友，組團前往蘇州，找張德出面調停，絕非是什麼偶發性事件，而是必然。
隻不過，張德雖然指出了一條明路，雙方已經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現有的環境下，如何分贓，卻又立刻産生新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