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後，張允和獲得了參加新編曆史教科書編寫工作的機會，她非常高興，也許比起教師來，這份工作對她來說更得心應手，畢竟這是耍筆杆子，她的老本行兒。
然而不到一年，她的這份喜悅便在随之而來的打擊中煙消雲散。

　　1953年，“三反五反”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張允和陰錯陽差，被人莫名其妙當成了“老虎”，說她是地主，曾分到過兩年租，還說她是反革命，要她寫交代材料。

　　後來，張允和在《張家舊事》中提到過這件事，她回憶道：“這是解放後的第一次運動，我吓壞了，交上去兩萬字的‘交代’沒有通過。
緊接着，我的家就被徹底翻了一遍（那時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為本來我也沒什麼東西，但最讓我難過的是，他們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給我的信都拿走了。
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夫妻間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當材料‘研究’，簡直是一種恥辱，剛剛‘得意’過的我被擊倒了，甚至覺得整個生活都完結了。
”

　　張允和提到的“夫妻間的信”是她跟丈夫之間的私房信。

　　由于調到北京，張允和與遠在上海的丈夫隻能靠通信來維持彼此的聯系。
她是個什麼話都藏不住的人，一有什麼事兒，都會事無巨細地彙報給丈夫。
一次，她給丈夫寫信，曝光了自己不為人知的一個小秘密。
啥秘密？
原來，一個與她相識了幾十年的小朋友寫信給她，說自己已經愛了她十九年了。
這事要是換了别人，還不是能藏多久藏多久，可張允和不，她不但跟丈夫說了，還讓丈夫猜那人是誰。
當然，說白了，還是人家周有光有兇襟，有氣魄，不但不氣不惱，還跟妻子逗起了樂子，看似一本正經地猜測了起來。

　　“是W君吧？
是H君吧？
那麼一定是C君了。
”這幾位仁兄自然是周有光杜撰出來的，看看，人家多幽默。
可是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種幽默在别人看來，卻成了特務之間溝通的密語。

　　審查者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到”眼光，認定這些夫妻間嬉戲的書信中的字母都是特務的代号。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張允和從未蒙受過這種恥辱，女兒天折時她挺了過來，兒子負傷時她挺了過來，而在别人毫無道理地懷疑她對國家對人民的忠心的時候，她頂不住了，一時間精神崩潰，像一個行将就木的病人。

　　張允和自小就比較瘦弱，原本隻有八十幾斤，兩個禮拜下來，就隻剩下整整八十斤了。
與此同時，她還得了齒槽内萎縮的病症，在醫生的建議下，她隻好請假回上海治療。
這一回，便徹底丢了出版社那份工作，她這個八十斤重的“老虎”，就隻好養在家裡了。

　　這次的打擊使張允和的元氣大傷，過了許久才恢複過來。
還好有周有光這個标準的好男人好丈夫，他想法設法把妻子從那種愁苦的情緒中拉出來，才使得她重拾生活的信心和樂觀的勁頭，安心地做起來家庭主婦。
這一做，就是整整46年。
張允和後來回憶起這件事，心态極好地把自己的遭遇稱之為“塞翁失馬”，并說：“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

　　現在看來，張允和說得确實沒錯，因為過了十來年，丈夫周有光便因學術研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并被發放到内蒙、甯夏等地改造，她的妹夫沈從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壓，吃盡了苦頭，甚至為此自殺，差點喪命。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其實，早在1959年，張允和就因為嚴重的心髒病而被兩位權威的醫生“判處死刑”，認為她随時都會死掉。
然而幾十年過去了，她依然神采奕奕地活了下去，并做了很多事情。
我想，這除了類似那次“塞翁失馬”的運氣之外，與她本身的那種堅忍不拔、勇敢樂觀的性格也是分不開的。

　　張允和曾在著作《最後的閨秀中》記述了她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迫害，盡管是些辛酸的往事，在她寫來卻也并不盡是悲憤與傷懷，甚至還有着苦中作樂的本事，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險關頭，想到一些有趣的事。
”

　　比如在《小醜》一文中，張允和就寫到一個故事。

　　有一次，兩個年輕小夥子氣勢洶洶地闖進她家裡，要她“交代”問題，他們給她五分鐘的時間未考慮。
于是在接下來的五分鐘裡，她看着兩個批鬥她的小夥子，心想他們一個是白臉的趙子龍，一個是黑臉的猛張飛，于是又由趙子龍和猛張飛想到唱戲，想到自己曾在戲裡演過的幾次小醜，然後回到眼前的現實，想到自己現在又是在扮演小醜的角色了。
五分鐘時間到了，兩個小夥子一聲喝令，該交代了，她想，“如果再給我五分鐘，我就可以寫一篇《論小醜》了”。

　　看看，樂觀如是，而且是在那種遭受壓制與迫害的情境之下，實在不得不令人佩服。
能夠做到這一步的，或許也隻有她張允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