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揮一揮衣袖就走了，陸小曼與王赓的故事還沒完。

　　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役，粵系的十九路軍和中央系的第五路軍在上海與日軍苦戰三十餘天後，忽然匆匆退出淞滬，撤至第二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
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日寇以數師之衆，自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将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
”

　　然而民間卻流傳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認為在南市一帶負責指揮的王赓旅長，急着要到禮查飯店會晤他的前妻陸小曼，而且帶着軍用地圖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結果被跟蹤而來的日本特務當場活捉。
軍用地圖的機密為日軍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

　　對此，著名愛國将領蔣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中提及：“敵增加兵力後，我軍召開軍事會議。
王赓以稅警團旅長身份與會，散會後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當時在會場上散發的）。
王當晚跑到租界，被日軍偵知，将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
第二天，日本報紙吹噓俘虜十九路軍旅長王赓雲雲……當時上海戲劇、文化界曾編排‘王赓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
”

　　“王赓獻地圖”鬧得滿城風雨，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以“五石”的筆名寫了一首《後鴛湖曲》，載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報》，大大譏刺王赓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丢失地圖之事，全詩頗長，最後幾句雲：一月拒倭方雪恥，忽然退走東南傾。
退兵隻為輿圖失，虛實安能教敵悉。
卻向香巢訪玉人，未防鷹隼攫來痰。
才知女寵原禍水，破國亡家皆由此。

　　俨然把陸小曼當紅顔禍水，一時間，舉國上下諷刺如潮，又将陸小曼推到風口浪尖上。

　　王赓自從跟陸小曼離婚後，一直不得志。
他先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參謀長，孫傳芳被北伐軍打垮後，又轉投唐生智，可惜這些軍閥都是拿王赓充門面，并未重用。
1930年，财政部部長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用于緝私征稅，因為宋是留美出身，所聘指揮官都有美國軍校背景，稅警團嚴格按照西式軍制演練，很快成了一支強悍的部隊。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為了抗拒日本軍人和浪人的橫蠻侵略，在閘北地區跟他們打起來了，警衛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都趕過來支持。
在上海的稅警團聞風而動，編制該為隸屬八十八師的獨立旅，王赓任旅長。

　　中日部隊交戰一個多月後，一天傍晚，王赓騎着一輛摩托車穿過了外白渡橋，進入公共租界，随即被日本特務逮住。
傳說王赓随身帶有守軍戰線配置的地圖和文件，一并落人了日軍手中。

　　王赓為何在戰事焦灼的時候離開呢？

　　對于這件事，後來陸小曼在1961年寫了文章澄清。
她說當時外界謠傳她避難于禮查飯店，但其實她因病纏綿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幾個月。
她說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是要找他在西點軍校同班的一個美國同學――位炮手，請教為什麼由他指揮打向日本總司令部的炮，老是因為一點小差錯而不能命中目标的問題。
此行并非私會陸小曼，“卻向香巢訪玉人”完全是污蔑。

　　陸小曼說：“……因為當時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
王赓的主要目的，是想讓捕房工作人員将他手裡的公事皮包扣留下來，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緊文件，不能落在日軍手内。
……捕房内的中國人就答應将皮包代為保藏。
外界流傳的帶了作戰地圖去投日本人這句話，就是因此而起。
又加上在他被捕後沒有幾夫，日軍就在金山衛登陸，所以外邊的流言便更多了。
事後不久就由美國領事館向日軍将他要了出來，由中國政府加以監禁、審訊。
由于各種的證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證件，才算查清了這件案子，始予釋放。
”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羅家倫也曾談道：“在淞滬戰争的時候，有許多将領，尤其是廣東将領在戰場上打得疲乏的時候，常常溜到租界裡去享受一番，這幾乎是很普遍的現象，他們認為日本軍隊不會在租界裡采取任何激烈行動，王赓便是抱着這種心理的一個人……外面人說（劫去的）皮包裡有軍事地圖，可是據軍事方面有關人說，皮包裡隻有一本支票和若幹名單，并無軍事地圖。
真相如何，自然我們無法确定，說他去獻地圖是決不會的，假定他要出賣軍事秘密，在當時租界裡有的是門路，決不會做得這樣笨。
至于他的行動不檢點，敢于如此的輕舉妄動，真是絕無可恕。
”

　　羅家倫認為王赓到公共租界去的動機是“貪圖享受”，與陸小曼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據莫雄（時為稅警團總參議，王赓出事後接總團長）在《淞滬抗戰中的稅警團》一文說，王赓此行之前曾與宋子文密談過，可能是肩負某項重大使命，而非如傳言所說是去“跳舞”或與小曼重拾舊歡。
莫雄還說，王赓回到總團後，在寝室内清出大堆軍事絕密文件，如我軍作戰方案、比例圖，敵我雙方的兵力配置圖等，悉數交給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國領事館回訪“西點軍校”同學。
莫雄問何事，王答“過兩天你會明白”，堅不吐實。

　　可惜衆口铄金，當時對“王赓獻地圖”可說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日可殺”的地步。
面對強敵，其實“總撤退”早已進入了淞滬守軍将領們的議事日程。
十九路軍的宿将丘國珍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道：“總撤退……其叢然性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不過，這責任應由誰負之，此當待後世治史者之評論……”

　　不管王赓是不是真的獻過地圖，都絕不能對淞滬之役的終局産生任何決定性影響。
隻是當時國情堪優，國民政府先是丢了東三省，現在上海也被日軍侵犯，仗打得不盡人意，總得找個人出來背黑鍋，王赓與陸小曼便成了不幸的替罪羊。

　　後來國民政府通過美國施壓将王赓救了出來，為了平息民憤，又把王赓送上軍事法庭，裝模作樣審判幾場，先是要槍斃，後來宋子文力保，接着随便安了個罪名關了一年多才放出來――這次劫難嚴重戕害了王赓的身心，自此也不再跟陸小曼聯系。
1942年宋子文再次急招王赓去美國，并在外交事務上協助他時，有資料說“王赓已病弱不堪，醫生也竭力勸阻，但他那強烈的責任感還是驅使他上路了。
在赴美途中他死于開羅”。
終年僅47歲――極可能成為一代将星的超級軍事人才，就這樣被糟蹋了――而他昔日的下屬孫立人将軍，正帶着由稅警團擴編而成的新一軍，與“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兄弟們在緬甸戰場打得小日本鬼哭狼嚎！

　　陸小曼豔名太盛，害了王赓兩次一前一次是結婚，這一次便是“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