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的旁聽生·
1930年是孫多慈的關鍵之年,高中最後一學期結束,她在安慶女中的學業全部完成。
面對嶄新的大學生活,報考學校,選擇專業,早在高三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孫多慈,以及她的老師,作了細緻的商議,當時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
可突生的變故打亂了她的生活環境和學習心态,僅僅兩個多月,她的各科成績直線下滑,别說報考全國一流的國立中央大學,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學,也還要看她最後的努力程度。
這種狀态從南京回來後,依然無法改變,孫多慈也懂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考個好學校,但要真正安下心來卻非常困難。
事情在這年春天發生了轉機,4月的一天,父親孫傳瑷意外地被放出來了。
事先孫多慈并不知道,放學回家,見客廳坐着一個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父親。
父親和她談起未來的取舍,孫多慈早兇有成竹。
尚在幾個月前南京探監的時候,她聽說中央美術會畫展開幕了,便特意去觀看。
在展館第二室,一進門,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豔,也最具視覺沖擊力的油畫《田橫五百士》。
晚上回到旅館,在《中央日報》上她又讀到《徐悲鴻的畫》這篇文章:“《田橫五百士》是描寫漢帝遣人招撫田橫,田橫與五百士作别時的情景,此刻田橫心中充滿說不出的悲痛。
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橫此去兇多吉少,在傷别離之外,一方面願他平安歸來,一方面又願他不屈不撓,所以此時的情緒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
由此,她記住了一個注定要讓她記一輩子的名字――徐悲鴻。
去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旁聽西畫的念頭就是在這一刻産生的。
父親沉默,雖然他不希望女兒走繪畫這條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學的中國文學系,這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1930年,孫多慈和同學李家應一同到南京報考國立中央大學。
父親本來要陪,但孫多慈堅決不同意,她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好。
當時,國立中央大學從頭至尾組建才滿三年時間。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占領南京。
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采納蔡元培關于“改官僚化為學術化”的提議,頒布“大學區制”,率先在江蘇和浙江兩省試行。
在江蘇,一系列學校合并成國立中央大學。
來南京報考的考生高手如雲,孫多慈那點才華,本不出衆,而且這點才華又隻顯露二分之一,自然無法勝出。
結果在意料之中,孫多慈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新生錄取名單上。
父親也不責怪,隻是道:“情緒調整過來了?
調整過來就好。
那就去辦該辦的事吧。
”遞給她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哲學系宗白華教授。
“籌辦安徽大學時,也想請宗白華來安慶執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
這兩年我們多有交往,也和他說過你報考中央大學的事。
你去南京找他,他會幫忙的。
”父親解釋。
這時的徐悲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
宗白華帶孫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鴻。
宗白華與徐悲鴻相交,也有些小故事,當時宗白華赴德國法蘭克福留學,聽說法國國立最高美術學校的徐悲鴻如何了得,便慕名拜訪。
結果兩人一見如故。
曾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這樣描述過兩人的第一次見面。
宗白華帶着孫多慈,到藝術專修科徐悲鴻畫室找徐悲鴻,這是徐大師和孫多慈的第一次見面。
那個時候徐大師正在作畫,差不多完成了。
見宗白華進來,揚揚手,“既然白華兄來了,給評價一下,怎麼樣?
”
宗白華也不客氣,“既見君子,雲何不喜,惜未見也。
”“什麼話,狗屁不通!
”徐懲鴻叫道。
宗白華笑道:“你一個芙學大教授,連‘狗屁’都出來了,成何體統!
”
一擡眼,看見怯生生跟在宗白華身後的孫多慈,後邊的話收了回去,“這就是想來旁聽的學生?
”
宗白華把孫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這個安慶小老鄉,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
徐悲鴻上下打量了一下孫多慈,問:“以前畫過些什麼作品?
”
孫多慈把特意準備的她認為還說得過去的一些習作遞了過去。
但徐悲鴻隻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們丢到一邊了,“過去拜過什麼老師沒有?
”
孫多慈猶豫了半天,小聲說,“安慶有個畫家,叫閻松父,跟他學過一陣子。
”想了想,又補充道,“北平畫家蕭謙中到我們家時,也給他看過。
”
徐悲鴻皺了皺眉,“西畫和國畫路子不一樣。
以後再說吧,也許能學得出來。
”又說,“聽說你是報考中國文學系沒有錄取,才改主意來我們藝術專修科旁聽的?
”
孫多慈點了點頭。
“這不好,”徐悲鴻似乎有些惱怒,“這把我們藝術專修科放到什麼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殘羹剩飯?
”
孫多慈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不敢反駁。
徐悲鴻見狀笑了起來,“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話就當真了。
放心,沒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氣,還會答應你嗎?
”又向宗白華嚷道,“你看你這個小老鄉,多大出息,進來這麼長時聞了,連正眼都不敢看我!
”孫多慈确實不敢擡眼和徐悲鴻直視。
她覺得她現在面對的,不僅是著名畫家,是大學教授,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複雜身份。
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