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幾天内,梅思平、高宗武同日本代表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繼續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了多次談判。
後續的談判,土肥原賢二和平岡龍一均未到場,馮晨自然也沒理由參加。
雙方經過8天的讨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的《日華協議記錄》,也叫“重光堂協議”,協議内容為:
(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内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可以在“防共區”駐兵。
(二)承認或默認滿洲國。
(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
(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六)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内撤軍。
由于《日華協議記錄》在土肥原的重光堂簽字,所以《日華協議記錄》包括的三個文件統稱《重光堂協議》。
而這次會談,又稱“重光堂會談”。
細看《日華協議記錄》,可以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麼新鮮的内容,不過是重複了日本首相廣田弘毅的“和平條件“而已。
高宗武和梅思平在“重光堂會談”中,同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所達成的另外一項秘密協議記錄,是有關汪精衛出逃的。
這項協議中,詳細計劃了,汪精衛宣布下野,脫離蔣介石,然後聯合雲南、四川及廣東将領,在蔣介石勢力以外的地方,另立“國民政府”,并以此取代重慶國民政府,而與日本實現“和平”。
為此,雙方還拟定了汪精衛今後的行動計劃。
計劃中包括,汪精衛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發表聲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義發表首相聲明響應等等。
會談結束後,梅思平把《重光堂協議》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裡,在日本人的秘密護送下,帶回重慶向汪精衛交差。
高宗武和梅四平離開上海的當天,馮晨通過平岡龍一那裡,知道了協議中汪精衛出逃的計劃,他立即趕回幸福弄堂23号,給安志達做了彙報。
“志達同志,汪精衛确實準備出逃,怎麼辦?
”馮晨問。
“我們隻能把汪精衛出逃計劃的大緻内容,先電告延安,你同時要把這個計劃也電告重慶軍統局總部。
”安志達回答說。
“協議内容我沒看到,這個是絕密,我們隻能把知道的情況,如實給上級彙報。
”馮晨知道的内容,也隻是平岡龍一的口述。
“我考慮着,協議的内容,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定帶在身上,你把電報發給軍統局總部以後,戴笠一定會想辦法,在重慶截獲這份協議。
”安志達分析說。
“不一定,現在蔣介石在湖南長沙部署阻擊日軍,不在重慶,汪精衛又是國民黨的副總裁,隻要他沒公開發表聲明投敵,戴笠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和汪精衛作對呀!
”
馮晨很清楚,在汪精衛周圍,有一大批手握實權的人物,這些人隻要蔣介石不在,一般人還真拿他們沒辦法。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吧,戴笠如何應對,那是戴笠的事情。
”安志達覺得馮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嗯,現在隻能這樣辦了。
”馮晨點了點頭。
“大東亞文化研究所什麼時間正式挂牌?
”安志達問道。
“就這兩天,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具體時間平岡龍一還沒定。
”馮晨回答說。
“平岡龍一是不是在等着汪精衛發表聲明,或者說,平岡龍一在選擇一個合适的時間段内,再對外宣布?
”安志達很善于聯想。
“這種可能性很大,平岡龍一有個打算,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挂牌以後,首先第一項工作就是鏟除租界内的反日、排日報刊雜志。
”馮晨說道。
“你要借此機會,取得平岡龍一的進一步信任,這份名單你先拿着,這幾家雜志社,最近我先讓他們連篇累牍地揭露日軍暴行,在你行動前,我通知人員撤退,你去搗毀設備。
”安志達從身上掏出一份名單,遞給了馮晨。
“志達同志,我看還是算了吧,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地下組織的财産損失也不是個小數目。
”馮晨看了看名單說。
“為了你能夠深度僞裝下去,這點損失值得,再說了,事後,你也可以想辦法,幫組織上再弄一些設備補回來。
”
“那好吧,我準備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來次大的行動,把租界内的軍統和中統所辦的報刊雜志,包括咱們這三家地下雜志社,全部搗毀。
”
“你不提前給王天木透個氣?
”安志達有點擔憂。
“不必要,行動前,我直接給重慶的戴笠彙報,把名單同時發給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态,我全部查抄。
”馮晨回答說。
馮晨覺得,要是給王天木透氣,恐怕行動就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
……
一個星期後,梅思平終于秘密回到了重慶。
戴笠接到馮晨的電報後,在重慶的大小車站、碼頭,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員,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兩人的行蹤。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沒回重慶,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過了戴笠的人,見到了汪精衛。
汪精衛看到梅思平帶回來的協議後,緊急召集低調俱樂部裡的一夥骨幹們,在一起認真讨論研究起來。
陳公博仔細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說:“汪先生,這份協議書是哪兒來的?
蔣委員長他知道嗎?
”
“委員長暫時不知。
”周佛海替汪精衛回答說。
“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
”汪精衛接過周佛海的話說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
”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道。
“公博,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銘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離開重慶,那些人如果仍執迷不悟,那我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
汪精衛耐心地勸說着陳公博。
“公博,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
”周佛海也勸着陳公博。
“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着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
更何況,這裡面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
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
”
陳公博仍然堅持着自己的觀點,不過,最後他表态說:“汪先生走到哪裡,公博會跟到哪裡,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着衆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我更不願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裡的密探。
”
就這樣,經過反複讨論争吵後,低調俱樂部的這幫人,最終接受了這個協議。
于是,汪精衛、陳璧君夫婦,按照秘密協議記錄中的方案,開始實施汪派要員分散出逃的計劃:
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先去昆明,陶希聖以講學為名尾随而至。
汪精衛夫婦,托詞,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講,離開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