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參完全同意孫叔敖的見解，補充道：“吾國長久以來為晉所輕，今日正可趁機一雪前恥。
”

　　于是莊王下令總攻擊，伍參率先鋒軍迎頭痛擊晉軍，孫叔敖楚軍主力繞至黃河埋伏。
孫叔敖料定，伍參将敵方先鋒軍殲滅後，敵軍必潰逃黃河，楚軍主力埋伏于此，必一舉将其全部殲滅。
有人對此部署提出異議：若敵軍先設埋伏，我軍必失利。
孫叔敖斷然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敵軍的先鋒是先谷，此人性急如火，傲慢輕敵，好大喜功，決不會有耐性躲在溪谷裡等待尚不知動向的楚軍。
孫叔敖指揮楚軍主力埋伏于又深又窄的名喚瓶底的溪谷之中，待敵深入，予以痛擊。

　　不出孫叔敖所料，先谷果真中了埋伏。
當晉軍部隊三分之一進入瓶底後，楚軍忽地大聲擊鼓呐喊，沖出樹林，奮勇殺敵，一時刀劍聲、慘叫聲和馬嘶聲不絕于耳，斬先谷人頭于車下，全殲晉軍。

　　讀了這段晉、楚交戰的曆史，田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知彼知己，方能百戰不殆。

　　田武來到了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
公元前632年，晉文公率晉、齊、秦軍救宋，曾與圍宋的楚軍在此決戰。

　　戰前，晉國君臣十分細緻地對雙方的有利和不利諸因素進行了分析判斷：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宋莊公孫）如晉告急。
先轸（後為晉中軍元帥）曰：‘報旋（晉文公流亡時，曾得到宋國的恩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在此一舉）。
’狐偃（晉将）曰：‘楚始得曹，而新昏（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這是圍魏救趙所本的最早原則）。
’”

　　先轸的中心思想是想趁此機會，發動戰争，以奠定霸權。
狐偃的策略，認為楚剛統治曹，又和衛有親戚關系，如果直接進攻曹、衛，則齊、宋可免楚之侵略。
晉文公采納了這一策略。

　　第二年春天，晉出兵伐曹、衛，都取得了勝利，但楚軍仍繼續圍宋，宋又派門尹般到晉軍告急。
晉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不設法救宋之急）則絕（兩國就會斷交），告楚不許（不答應和解），我欲戰矣。
齊、秦未可（不出兵），若之何？
”先轸說：“使宋舍我，我賂齊、秦，藉之告楚。
我執（捉住）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喜賂怒頑（齊、秦喜得賄賂而恨楚之頑固），能無戰乎？
”先轸的策略确實高明，不僅把齊、秦争取過來，而且又激怒了楚軍，非戰不可。
這樣就達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
晉文公完全按先轸的意見去做，形成了戰前非常有利的戰略态勢。

　　戰鬥開始時，晉令其下軍把駕車的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軍進攻。
楚右軍是由其盟軍陳、蔡軍隊組成的，戰鬥力最弱，遭到這一出其不意的打擊，立即潰敗。
晉上軍主将狐毛為了誘殲戰鬥力較弱的楚左軍，接戰後故意豎起兩面白旗引車佯退，下軍主将栾技也令陣後的戰車拖着樹枝，揚起塵土，僞裝敗逃。
楚軍統帥子玉不知是計，下令追擊。
晉軍元帥先轸指揮中軍主力乘機橫擊楚軍，晉上軍也回軍夾擊，楚左軍大部被殲。
子玉急忙下令撤退，才保全了中軍逃回楚地。

　　考察城濮古戰場，田武有三點收獲：

　　第一，戰前要對戰争進程進行嚴肅的、細緻的、全面的分析判斷，然後才能下決心，定部署，絕不可貿然應戰。

　　第二，印證了鬼谷澗王栩老師之所教：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第三，兵不厭詐。

　　田武自城濮來到魯國的長勺。
公元前684年，齊國進攻魯國，戰于長勺。
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擂鼓出戰，被曹刿（guì）勸止。
待到齊軍擊鼓三次，進攻受挫，旗倒轍亂，曹刿說，可以反擊了。
于是魯軍發起反擊，打敗了齊軍。
事後，魯莊公問曹刿打敗齊軍的道理，曹刿說：“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
”

　　田武從齊、魯長勺之戰，特别是從曹刿的精辟論述中，獲得了新的兵法理論：指揮作戰，要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公元前718年，鄭國進攻衛國，燕國出兵救援，與鄭國的軍隊戰于北制（今河南荥陽縣境）。
鄭以三軍部署在燕軍的正面，另以一部偷襲其側後。
燕軍隻注意防備正面，背後遭到了鄭軍的突然襲擊，結果大敗。

　　齊桓公時，蠻族大将令友王和孤竹王分别領兵十萬，合力犯齊。
齊桓公急忙召見名相管仲商議如何殲敵，管仲答道：“蠻軍兵力強大，正面對抗必難以制勝。
若能切斷敵軍後援，燒毀其糧秣，我三萬精兵可擊潰二十萬蠻軍。
”

　　管仲派大将高溪率兵一萬埋伏于天柱山西側，斷敵後援；孫管湫率五千兵馬在鶴子谷燒敵糧秣，大将賓胥無領兵二萬正面迎敵，夜襲蠻軍。